按照奥尔森的诊断，这是分利集团在作祟。

对此，卢锋指出，在危机特殊短期形势下，避免人民币过多升值做法是正确的。近日，沉寂一时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被热炒，国内外专家学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下，其中不乏阴谋论调。

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升值 。但是卢锋分析称，这几点担心都不足为虑。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个处于追赶过程中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竞争力的迅速提高，它的本币实际汇率客观存在升值趋势。顺应趋势才可釜底抽薪面对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的日益高涨，中国政府的态度较为审慎，表示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卢锋称，其实改革条件一直具备，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操作能力堪称一流，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个问题基本道理想明白，是否真有改革意愿。

就像管理通胀预期一样，要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控制货币信贷超量发放，就通胀预期的本质根源处入手。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国内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不喜欢提升值，尤其是不喜欢外国人提升值。他认为：在低工资条件下，房价搞高了，就实现不了住房商品化。

……我们有理由认为房价对于绝大多数购房者已属偏高。判断无疑是正确的，而向中国房地产市场发起总攻也是正确的，那叫与时俱进——他们已经发现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在努力将居民捂着钱袋的手挪开——全国范围的城镇大动迁开始了。另外，住房在新加坡是否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存疑，即使属于个人财产，《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有规定：政府应有取得、持有和处分任何样财产以及签订签约的能力。结果如何？反正大家有目共睹。

原住房拆没了，政府指定你几个地方搬迁，这些地方都是你不愿意去住的，但你不得不被迫去买去住、你不得不用不情愿的消费来消费你的钱。英国的住房问题解决得不错，上世纪80年代就达到每户一套房。

23号文件在发扁担1998年7月，国发[1998]2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出台。上海给 经济适用房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政策性用房。是那些能从住房商品化中的得益者，将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国发[1998]23号文件精神篡改成所有的人都去买商品房。那是香港土地制度造的孽——说起来也是政治问题。

90%以上的居民住进了新建的居民楼，人均居住面积达21平方米以上。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1949年，在国际上向社会主义挑起冷战的民主党总统杜鲁门，在国内做起了社会主义的事情——修订《国家住房法》，为清除贫民窟和建造廉价穷人住房提供大量联邦基金，并要求在其后六年解决美国三分之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港英政府为什么制定这样的制度？就因为香港这块土地是租来的，法理上的所有权不归英国，但既然租来了，就要在租期内实现利益最大化。

客观地说，上海人约定俗成理解的经济适用房与国发[1998]23号文件所指的经济适用房是两码事。他们一直在承受英国人倒卖土地以后造成的高地价高房价的痛楚和住房逼仄的窘迫。

他诚恳地表态：谁都希望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得人心的，即使在工资里住房消费比例多打一点，群众也是愿意的，但要明确产权，住房确实属于他的。但这一条条政策恰如一根根扁担——为国家挑重担的扁担，扁担有粗细长短不同，收入高的发粗长的扁担，收入低的发细短的扁担。

进入专题： 经济适用房 。住房商品化开始了，照市场经济的理，他们应该有选择了——因为没有选择，就没有市场，不提供选择自由的市场，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在中国无法实现现在，很有人推崇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其实，世界上好多国家地区都有着类似经济适用房的提法做法。朱镕基先生推出住房商品化的初衷是加大住房建设的规模，适应人民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和住房需求的增长，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推进住房商品化。殊不料，中国的住房商品市场是政府大动迁动迁出来的市场，市民更加没有了选择自由。

不需经济适用房，只需有房供选择中国平民呼吁经济适用房，实在是出于无奈。但中国城市居民没有这样的自由——他们不可能选择自己需要的房子。

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需要的房子叫什么名称，只要自己感到住得合适价格合适，就是自己需要的房子。香港住户中仍有46.5%是租房客。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在94年曾达到30.5％的年增长率，96年增幅下降到20％，97年增幅再下降到10％， 98年跌破两位数增长，只增长了6.8％、（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特地取经济普查前数据）。我们这样的处在人口大流动中、又缺乏数字化管理基础的大国是根本无法掌握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这就使得我们从根本上无法实行新加坡的制度。

新加坡是世界上住房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居民住房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2000年，上海90平方米以下的新建商品住宅其销售面积还占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比重的30%，2003年下降到占13.4%。这使得新加坡居民大多居住在国有地上。上述种种因素，给国务院领导带来了沉重压力，国务院领导迫切需要居民解开钱袋子，用花钱行为为国家挑担，这才导致了住房改革的步子加快，住房实物分配叫停。

只是英国殖民政府是不会在乎港人的感受的。这个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非常重要，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行为，个人行为就是个人作选择的行为。

这个选择消费的余地，看来需要消费者自己去争得了——记住，所有的公民利益，都通过争取得来。通知要求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

他们敢篡改，就是他们掐到了中央政府的软肋。所以，虽然要求中低收入家庭也要为国家挑担，虽然对中低收入家庭也得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但对他们出售的是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并且特地指出，当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平均工资之比在4倍以上，是可以考虑对对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实行住房补贴 的。

因为制定国发[1998]23号文件的初衷的确不是为人民，而是为政府，中央政府想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找到了住房商品化这一途径，而能从住房商品化中得到好处的权力部门，就此掐到了中央政府的软肋。但有一点必须多费点口舌：国发[1998]23号文件中指的经济适用房，不是指解困房，是指房价适合中低收入者消费的房，而中低收入者，占城市居民户中绝大多数。但不管怎样，国发[1998]23号文件提出深化城镇住房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这说明中央领导很明白，既然是让全体城镇居民为政府分挑担子，那就得考虑大多数家庭的承受能力，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来自七、八十年代的平民阶层，他们决不希望也决不愿意绝大多数平民家庭因为房改而导致生活水平大下降的。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比上海的浦东新区多出123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四个老城区再加上朝阳区和石景山区的面积。

上海的房改至今已有8个年头，一系列举措表明政府对于启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决心。因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穷人和富人，穷人和富人的生活需要是不同的，市场的作用，就是在满足居民不同需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香港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推出过公屋出租计划，1986年有40％的港人租公屋居住、86 年底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79年推出私人机构参建房屋计划、87推出住宅发售计划、93年推出夹心阶层住屋计划、97年推出租者有其屋计划、98年推出首次置业贷款计划、99推出可租可买计划，但即使这样，到2000年，香港私人住宅拥有家庭中有83％是居住在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里，70平方米以上房子只有17％的人才住得起。这么点国土，使得这个国家能够很容易控制家庭收入情况，从而能保证 严格按家庭收入情况来确定享受住房保障水平。

有人指责这种经济适用房违背市场化运作，那么，是否知道最发达国家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时都是政府大力伸出援手的？都不是纯粹靠市场来解决城市居民居住问题的？更何况，国发[1998]23号文件本是政府在向市民讨救兵，时间段又正值史无前例的职工大下岗，国务院怎么可能提出让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去市场买商品房？这是缺乏道义的呀。作为一个地产公司，能不跟上？将房改十多年的历程思前想后，方明白好多在住房问题特别在经济适用房问题上的争论真是白费口舌。